七、八年过去，发展住宅合作经济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仍有必要深入研究探讨。

我们不怕斗争，也敢于胜利，同时也要善于合作。伴随这个过程有三件事情发生。

发展资本市场、现代金融、现代经济体系，这些我们很多都是跟美国人学的，我们能够善于学习是件好事。第一，美国消费者的效用不断增高。我们今天思考所有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兴起了市场经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比中国古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我们相信在开放过程中，我国的产业最后一定能够胜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低关税能够让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尽管这些投入的转化效果怎么样，还需假以时日观察，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我们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记得十多年前与好友和前同事、莫干山会上调放结合价格改革的提出者之一张少杰一起喝酒时议论到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聊过这样的话：假如一辆汽车在上山路上抛锚，乘客们下来七手八脚推车，让车重新启动起来，事后为究竟谁推了第一把争论不休，这样意义大吗?恐怕意义不大。

我没有参加宏观组分会场的讨论，但从文中记述来看，我认为这些回忆是是真实可信的）。当时这个话题被别人打断，没有继续下去，但后来少杰和其他朋友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流，表明了这也是少杰的态度。至于调放结合观点，不同的人强调的重点也不一致。关于莫干山会议和价格双轨制改革，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没有当时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如果当时的高层领导者没有采取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的态度，而是关起门来搞高层设计，这个民间发起的会肯定开不成，价格双轨制改革也难以成功推进。

此文发表的当天，我就接到五六个朋友微信转发给我这篇文章，询问我内容是否属实。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逼近的过程。

当时的参与者，只要基本主张是积极的或部分积极的，都对这一改革做出了贡献，没有必要互相否定。在重读了张维迎文章后，我发现原来的叙述不全面，张维迎的文章早于会上的调放结合派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改革。价格双轨制是转轨路径，而不是终极模式。更不存在张维迎冲我劈头盖脸来了一顿说、逼我修改书里内容的事。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用来形容当时的改革形势恰如其分。从这个视角来看，当初会上的调派，不能一概而论。该文由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印发于1984年6月，而莫干山讨论会是在9月召开的。这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说我是在一次聚会上受到张维迎劈头盖脸的指责和逼迫，只好修改了自己书里的说法，朋友们想知道，我对自己书里内容的修改是不是言不由衷，受到逼迫才做出的。

在莫干山会议筹备期间我负责论文评审组对参会论文进行评审，但由于看过的文稿很多（总共接到论文超过1300篇），又经过了三十多年，对张维迎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这篇文章是不是张维迎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论文，可以从当年的《经济日报》得到佐证。

在我看来，价格双轨制改革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开放组主张以沿海开放带动多方面的对外开放。

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价格体制 加个双轨制 。更值得期待的是这一批当年为改革作过贡献的优秀学者保持当年的精神，推动改革车轮继续前进。其一是未必能搞得清楚。两位作者想象我被做工作，被逼着，只好修改自己的说法，似乎是要证明逼迫者行为不端，而我的修改也不值得相信。真实情况是，张维迎读到我的书后，微信发给我他写于和印发于1984年莫干山会之前、后投寄给莫干山会议参会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参考。显然后者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主线是有不小距离的。

但这篇文章当时读者有限，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我的新书《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里，我最初只凭简单的记忆讲了莫干山会上关于价格改革形成调、放和调放结合三派意见的讨论，并把张维迎列为放派，认为主要是调放结合派的构想后来形成了较完整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被中央肯定，但没有提到张维迎的文章。

关于放的观点也需要区别。我在《改革之路》一书中指出，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发展已在实践中导致了双轨价格的出现。

讨论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提出过程，实际上是讨论改革史，需要重证据，重事实。2019年6月28日，《华夏时报》发表了张学军、边勇壮两位同仁的文章《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其中一段话还考证到我：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会议重要参加者是王晓鲁（我的曾用名——王小鲁注）。

所谓调，是指用行政手段调整不合理的计划价格。我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注意到文中的表述： 所谓改革价格体制，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制。第一，不存在文中说的这样一次体改所老人聚会。本来，客观说明当年的事实是必要的，但有些参与者或相关者在文章中用大量经不住推敲的论据和暗示来贬低或否认别人的贡献，借以突出自己或相关者的贡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风气，不值得提倡。

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参与讨论者思想未必很明确或有自相矛盾之处，都可以理解。文章还提出了推进这项改革的八个具体步骤，包括固定牌价（指计划价格）范围不再扩大、开放议价市场、有些产品先调后放、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全部消费品的牌价供应等等。

看起来两位作者在这场争论中似乎在以不恰当的方式支一派、压一派。农村组提出应改变靠不断补贴粮价刺激生产的办法等等。

主张一次全部放开，实际上就是休克疗法，与双轨制毫无关系。一个合理的思想，常常是经过反复争论和反复的实践检验才变得更成熟。

1984年莫干山会前和会上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和讨论，在实践基础上做出了有理论意义的概括，并得到中央肯定，对改革政策的形成做了重要贡献。但毕竟以有限的代价实现了价格转轨，事实证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合理的。这两者都是价格双轨制的早期实践形态。这是为了尊重事实，是一个持公正立场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完全不存在所谓被逼的情况。

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作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都有理由感到自豪

因此，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他们毕竟要捡起这颗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摩尔定律、库兹韦尔奇点等理念，就不过是把人们在现实中的体验加以提炼，进而做出的大胆科学预测。传统比较优势终将丧失，参与全球分工亟待培育新的比较优势。